【资讯】货币政策外脑换届

货币政策“外脑”换届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3名新委员的海归背景，折射出中央政府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会更加注重全球货币政策的环境　　在全球货币政策再次宽松的关键节点，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调整受到各界关注。　　3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调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同意钱颖一 、陈雨露 、宋国青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 、夏斌 、李稻葵不再担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务。　　此次调整维持了2010年以来3名学界金融专家的阵容。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一调整体现出决策层对外部专家意见的倚重，“从长远来看，也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多元化的又一次变革。”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人员调整，也令市场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颇多猜测。结合3名新任专家委员的主要观点，市场人士对货币政策放宽的预期渐强，并认为三位新任委员的海归背景，将增加中央政府在货币政策制定方面的国际化考量。　　海归委员　　此次入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3名专家——钱颖一、陈雨露、宋国青，均出自名校，拥有海归背景。　　今年51岁的钱颖一，有着从插队知青到哈佛大学博士的经历。先后获哥伦比亚大学统计学硕士学位、耶鲁大学运筹学和管理科学硕士学位、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斯坦福大学、马里兰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目前，钱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教授是个严谨的人。”清华经管学院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钱对细节的要求近乎苛责。上任以来，对每项课程的英文名称翻译，以及经管学院网站上的新闻标题，他都会关注。　　据悉，钱颖一的经济学研究方法深受其导师埃里克•马斯金的影响，强调在发挥个人最大积极性的情况下，达到政府或组织目标的最大化。其学术研究侧重于转轨经济学，尤集中在“市场与法治”、“政府与法治”上。钱颖一最早扩展了国内对市场经济的认知，并且提出把市场经济与法治约束链接在一起。　　此次入选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最年轻的专家学者是陈雨露。现年46岁的陈雨露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也是中国31所中央部属高校中最年轻的校长。　　1983年，陈雨露以数学满分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金融专业。毕业后，陈雨露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基金高级访问学者、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　　前述央行人士表示，此次陈雨露当选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与其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相关。“他在人民币汇率、国际金融等领域都比较有独特的见解和看法，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需要这样的学者。”　　陈雨露最近公开表示，如果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顺利，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升值趋势。基于国际惯例，人民币在2016年~2020年间很有可能实现自由兑换，并认为20~30年后，全球货币系统可能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掌控。　　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预测的宋国青入选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得到了业界比较广泛的认可。　　现年58岁的宋国青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1991~1995年就读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候选人。主要研究的领域为宏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近年来，宋国青在通货膨胀问题研究方面较有声誉，曾被业内誉为“宏观经济预测第一人”。　　2009年在CPI和PPI降幅频频超出预期时，宋国青曾提出，在经济变化很快的时期，一定要关注环比，因为不受基期的影响，对信息反应会更快。　　“央行一直都在研究宋国青的报告，他的观点及时，看问题深刻，有着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功底，此前提出的存款保险制度等政策都得到了高层的重视。”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智囊人士告诉本刊记者。　　国际视野　　央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很多宏观经济问题都需要微观层面的考虑，譬如信贷政策就涉及到很多行业法规，这就需要经济学家的背景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钱颖一教授是对经济研究比较深的一位专家，他对中国经济的认识基本上是中国化的，现在特别需要这种既了解中国国情又有国际视野的教授。”　　特别是在近期全球货币政策波云诡谲之时，国内货币政策的把握尤为关键。 2月29日，欧洲央行开始第二轮长期再融资操作，为银行业提供三年期总额5295亿欧元的贷款。同样在2月份，英国央行宣布未来3个月将进一步购买500亿英镑英国公债；日本央行将债券购买项目从20万亿日元增加至30万亿日元，增幅50%，增加的部分将全部用于购买日本国债。　　摩根斯坦利在2月中旬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央行“大宽松第二季”正全面展开。　　在其研究覆盖的33个央行中，有16个央行自2011年四季度以来已经采取了宽松措施。10个发达市场国家有7个宽松，23个新兴市场国家有9个宽松。按照该报告的预测，这其中的许多央行将进一步宽松，而还没有宽松的央行如波兰、韩国、马来西亚和墨西哥也都将加入宽松行列。　　但到了3月份，大摩的报告认为，全球央行进入了一个“谨慎或最小化宽松的新时代”。美联储的QE3依旧处于观望状态，欧洲央行开始讨论退出LTRO，一夜之间“大宽松”似乎消失。　　在此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制定已不仅仅取决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还要考虑全球货币政策的变化。“希望专家的海归背景能赋予其国际化的视野，也能带来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先进的思维理念。”前述接近央行人士对记者透露，此次入选的3名专家在货币政策等话题上较有影响力。　　在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不是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但对货币政策制定有一定影响力。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央行报请国务院批准有关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或者其他货币政策重要事项的决定方案时，应当将货币政策委员会建议书或者会议纪要作为附件，一并报送。　　在美国，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每位成员的观点和思想都受到媒体和市场的诸多研究和关注。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历任专家委员的言论，也都曾在国际市场引发较大反响。　　咨询议事的影响力　　此次货币政策委员会金融专家换届，被视为在完善货币政策委员会机制上有一定的进步。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自成立之后，组成人员曾数次做出调整，但一直只设置一名专家委员。2010年3月开始，货币政策委员会打破以往惯例，周其仁、夏斌、李稻葵3名学者同时出现在货币政策委员会中。　　前述智囊人士对记者表示，当时考虑要让这个委员会更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能充分发挥其货币政策咨询议事作用。而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重点实验研究室主任刘煜辉认为，货币政策决策权在国务院，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对货币政策的决策过程，并非如外界所希望和想象的那样大。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中国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较多职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咨询意见能否做到影响决策，是另外一回事。　　近些年，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曾被认为是央行以及货币政策提高独立性的重要平台。甚至有专家提出，加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最关键是把货币政策委员会由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进而使货币当局能够真正根据宏观经济走势来决定并实施货币政策。　　从单纯的经济学角度而言，人们之所以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具有较高的独立性，与其担负的职能较为单一有关。　　“譬如德国的央行，它的职能就是维护马克稳定。”曹远征说，而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担当较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赋予货币政策的职能有些多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吴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从体制上来说，要增强货币政策效力，解决的办法可以考虑增加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这一根本性的改变在短时间内可能难以实现。吴庆认为，如果照搬西方的方法，将货币政策出台的权力留给货币政策委员会，那么货币政策委员会如何组成也是一个问题。如果人员构成问题得不到解决，风险可能会较大。 “目前货币政策委员会专家成员有3名，部委人员占比减少了。相比以前是改进，但改进还不是太大。而学者也可能会偏向于决策机构，此外部委人员占比仍然较高。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要发挥作用，其组成结构应该要发生变化。”　　据了解，目前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除了央行人士和金融专家外，来自其他政府部门、监管机构的官员有8名，占比超过50%。吴庆表示，监管不应该和货币政策纠结在一起。如果出于监管的考虑去进行货币政策调整，可能会考虑到币值稳定、扩大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多重目标的掣肘，货币政策调控有时难免迟滞。　　政策松紧仍有争议　　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调整为下一步货币政策的决策带来了新的变数，已回归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进一步放松仍有争议。　　面对经济增速有所放缓，市场重燃“滞胀”担忧。外汇占款的非常态变化，也给今年的货币政策带来较大的挑战。　　“外汇占款下去了，基础货币投放是要减速的，M2想要达到14%的增速可能会有些困难。”刘煜辉说，今年央票的到期量相对来说比较少，而财政存款的释放未必能撑住货币增长。同时，信贷面需求较弱会使得货币乘数变小。　　因此刘煜辉认为，今年货币政策不存在放松的问题。目前来看，央行也没有进行额度控制，国家发改委也有意在控制新增项目，“这是来自于政府转方式调结构的需要。”　　针对今年的宏观经济趋势，钱颖一曾表示，新兴经济中的流动性大量增加，通货膨胀率高于发达国家。为保增长，新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却错过了结构调整的机会。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干预力度有所增大。整体来讲，世界经济自由度在2012年有所下降，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　　曹远征表示，今年整个货币供应机制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外汇占款的变化就是货币供应机制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可能会回到2003年以前的状态。“货币工具会起到一个对流动性对冲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稳健的问题，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会出现方向性变化，它只会朝着收缩的方向走，而其他的各种工具是对付收缩的。”　　尽管结构调整在即，经济增长下滑的压力也在逐渐显现。汇丰银行发布3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PMI预览指数为48.1，低于2月份49.6的制造业PMI终值，创下4个月以来的最低。　　在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呼声未停止过。　　2月底，宋国青教授曾公开表示，目前货币政策过紧，应该松一松。他认为，分析目前的货币政策，不能单从虚拟经济的角度，应该更多考虑到实体经济的情况，而现在实体经济给出的信号就是需要适度放松，“现在货币政策需要稍微再松一点，松的标准还是用货币指标来度量。”　　吴庆认为，从短期来看，货币政策已经过于紧缩了。所以现在不能将通胀放在货币政策调整的第一位。今年的通胀到了3月份有可能会回升，但后面会下降，全年也是表现为下降的。　　“即使今年物价一点也不上涨，CPI全年表现也为上升，这是因为同比的问题，是翘尾因素。”吴庆认为，货币政策一定要有提前量。尽管央行一直在强调预调，却一直在控制货币政策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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