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字厂家
免费服务热线

Free service

hotline

010-00000000
福字厂家
热门搜索:
技术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技术资讯

宰相制度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从汉武帝开始相权要被打压

发布时间:2021-01-11 17:24:57 阅读: 来源:福字厂家

宰相制度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从汉武帝开始相权要被打压?

宰相制度起源于什么时候?为什么从汉武帝开始相权要被打压?小编给大家提供详细的相关内容。

宰相制度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各诸侯国所设立的相国、相邦等官职,在随后被秦始皇确立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并一直延续到明朝洪武十三年。在这两千年中,皇权与相权之争从未停息,并以朱元璋杀胡惟庸而发展到一个极点。但宰相制度并未真正就此终结,其余烬直到清朝覆亡才算彻底熄灭,因为明清两代有宰相之实者从未断绝。

宰相一词在整个封建时代并没有直接用作官职名称,而是在不同时期以丞相、大司徒、录尚书事、尚书令、侍中、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名目出现。秦朝时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作丞相,就是“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的宰相。这种丞相以一职“独兼三公之事”的模式属于“独相制”,在职数上设左右二人,但大多时候都是由一人独领相位。

西汉承秦制沿设丞相为百官之长,丞相府中专有百官朝会殿供丞相召集百官商议国事。当时名相陈平对宰相职权有过一个总结:“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

宰相掌理万机,皇帝垂拱而治,正如陈平所总结的那样:我为宰相管天下万事,你为皇帝管宰相一人。陈平的内心是诚挚无私的,他说过一句非常谦卑的话:“陛下不知其驽下,使待罪宰相”。意思是我的才干资历如同驽马一样不堪,却侥幸被陛下任为宰相,这让我内心深感罪过,我唯有为您好好工作,来求得戴罪立功。

这是陈平,那么陈平之后的宰相,之后又之后的宰相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上,是不是都能做到谦卑如陈平呢?

汉武帝对相权的大力打压

垂拱而天下治,清闲而国运昌,功劳算谁的?你得个宰相的官位便内心有负罪感,我闲坐帝位的内心又当如何呢?相权来源于皇权,西汉宰相职权过重的情况,很快招致皇权的打压。汉武帝一出手就是双管齐下,先是设大司马瓜分相权,接着主导朝官的内外之分,稀释宰相在官僚系统中的影响力。

当时掌管全国军事的太尉已处于罢废状态,转由丞相府兼领军事,丞相的地位之尊、职权之重达到了一个顶峰。于是“上嘉唐虞,下乐商周”的汉武帝便从古制中找到“大司马”这一法宝,用它去分掉宰相的一部分权力。

但汉武帝并没有照搬古制,他虽然设置了大司马这个名目,却并未给它配备印绶、属员等行头和人马班子,而是把它作为一项兼职加到已有本职的官员头上,属于一种独特的加官制度。这样的好处就是皇帝能够做到收受自如,不至于出现摁倒葫芦起来瓢的尴尬。

获得大司马加官的官员几乎都是武将,最早中奖的是卫青、霍去病甥舅二人,从他俩以将军身份加大司马称号开始,丞相府的军事职权便被剥离。但这还仅仅是汉武帝打压相权的开始,他更有力的举措是利用加官制度,把朝官分为内朝官和外朝官,搞出内外两套行政班子。宰相的那一套行政机构自然就是外朝官,而获授侍中、散骑、中常侍、给事中等加官称号的皇帝近臣则组成了内朝官。

这样一来,大司马就自然成为内朝的群臣领袖,而宰相便只是外朝的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大打折扣。后来汉成帝又改设大司空加入到对相权的瓜分,丞相之名也一度被改称大司徒,连标示身份的名称都失去了。自此之后,对宰相权力的分解便成为历代皇帝打压相权的通用手段,秦汉之初的独相制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多相制、群相制。

但是皇帝打压相权的操作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西汉后期的成帝、哀帝没有守住对大司马的加官制定位,使大司马由加官逐渐变成了本官,由一个依附于将军本官的加官变成金印紫绶、有官属、禄比丞相、位超司徒的独立职官,以内朝官领袖又兼跨外朝官首脑,俨然有了汉初丞相的雄风,为最终王莽由大司马而篡汉夺位埋下伏笔。

封建时代的权力守恒定律

实际上,皇权对相权长达两千多年的打压,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相权不断转移变迁的历史。如果要总结一个封建时代的权力守恒定律的话,那就是权力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它只会从这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或另几处。如果皇帝在追求君主高度集权的过程中,没能成功将相权转移到自己手中,那么它就一定转移到了别处,这样的情形在两千年间总是不断上演。

东汉时期,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各自开府,组成了一个多相制的松散决策群。但是“光武皇帝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所谓“台阁”指的是尚书台,也就是说东汉时期真正行使相权的是这个居于内廷的皇帝秘书处,这便是相权旁落。“用人行政,领尚书者定于禁中,丞相奉行而已,权遂归尚书”,背负宰相之名者只剩负责执行,只有得到“录尚书事”的头衔才有宰相之实,才能总揽朝政大权。

于是“录尚书事”这个头衔从东汉直至南北朝,在七百余年间成为炙手可热的香饽饽。东汉有太傅陈蕃、太尉李固、司徒王允、司空杨彪、大将军何进等人录尚书事,三国时有诸葛亮、司马懿、姜维等人录尚书事,两晋时有贾充、王浑、王导、庾冰等人录尚书事,南朝时有刘义恭、萧道成等人录尚书事。

这些人的本职无不是尚书台以外的所谓台外官,他们的本官包括丞相、诸公、中书监、侍中、将军、都督诸军事、光禄大夫等等。这些人得以获得“录尚书事”的头衔,或是皇帝有意以台外官制衡台阁官,抑或是实力派人士的强势篡夺。总之皇权第一、相权第二,在那哄哄乱世把相权揽入手中,才好坐二望一。

尚书台在南朝梁时改称尚书省,正式成为行使宰相职权的最高机构,这一时期的宰相制度也被称为“一省制”。在尚书台自西汉以来日益做大的过程中,皇帝们又在自己的宫殿里发展起另外两套秘书班子,分别叫做“中书”和“黄门”,这便是中书省和门下省的前身。

这样到了隋唐时期,如何分解和制衡宰相的权力就等于有了现成的办法,宰相制度于是进入到“三省制”时代。在三省制之下,相权被一分为三——政策制定权、政策审议权和政策执行权,具体的运作则是“中书造命,门下审复,尚书奉行”。

这种分权制衡的多相制不仅成熟而高效,也与封建专制政体有着很高的契合度,它不仅在唐朝前期激烈的皇位争夺下维护了政局的稳定,更是将唐王朝推向封建时代盛世的顶峰。但这并不代表唐朝皇权与相权之间就能相安无事,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是正二品,而中书省长官中书令和门下省长官侍中则均仅为正三品,所以尚书省的地位在宰执中是很突出的,那么最先受到打压的便是尚书省。

先是尚书令自李世民之后空置不设,以从二品的副职左右仆射充当长官,等于是变相把尚书省的级别降了一等。后来在唐代宗时,侍中与中书令的品秩被晋为正二品,超过尚书省实际长官的品级,门下、中书二省地位由此高过了尚书省。

然后是逐渐将尚书省长官排除出政事堂与会者之列,政事堂本是位列宰相的三省官员坐到一起集议政务的场所,但是自唐高宗时起从二品的尚书左右仆射只有获得“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加衔才能参加政事堂会议。而与此同时,则有更多的御使大夫、秘书监等非三省官员,能以“同中书门下三品”或“平章政事”的加衔获得等同于宰相的职权,进入政事堂参与议政。

可见在唐朝前期,统领百官的尚书省由于位高权重,而成了皇权打压相权的首要目标。随着尚书省的没落,门下、中书二省在中唐之后也逐渐废弛,相权于是旁落到大量非三省官员的手中,他们以“同平章事”之名窃取相权、驾驭朝政,由此出现节度使、枢密使侵夺相权,内廷宦官专擅军政大权的混乱局面。

宋元时代相权的大幅度衰弱

宋朝初年在名义上沿用晚唐五代的宰相制度,“中书令、侍中及丞郎以上至三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为正宰相”,但实际上除偶有以侍中任宰相外,宋初大多数时候都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且多是两人,一为昭文馆大学士并兼修国史,一为集贤殿大学士,这两人一主一次都是正宰相,另设参政知事为副宰相。

此后,宋朝的宰相制度经宋神宗元丰改制、南宋建炎改制以及宋孝宗乾道改制等等调整,时而模仿唐初三省制,时而又三省合一或是恢复宋初相制,唯一不变的趋势就是对相权的分解和削弱,宋代相权相比唐代更为弱化。

先是宋太祖取消了汉唐以来宰相“坐以论道”的礼遇,将宰相变成“每事具札子进呈取旨”的一种近似遵命听差的身份,参与政务决策的权力大为弱化。接着是设参政知事为副宰相形成牵制,并设枢密院、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审官院、谏院等机构,分走了宰相的军事权、财政权、人事权和谏议权。

但是宋代相权的大大削弱,真正受益并不是皇帝本人,而是整个士大夫群体。这样的好处是,皇权不至于受到少数权臣的威胁,而皇帝权力也受到士大夫阶层的集体制约,在皇权与相权的博弈和妥协中达到了平衡。

随后的元朝延续一省制的做法,中书省作为唯一宰相机关的职权是执行政令的上传下达,而怯薛才是元王朝政治活动的真正中枢。而且蒙元黄金家族大汗与臣僚之间有着浓重的主奴观念,这使得中书省宰相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失去人格尊严的皇帝奴仆,所握有的实际权力已经微乎其微。

但是元朝后期政局乱象中涌现出来的铁木迭儿等权相,他们窃用皇权专擅朝政、拥立皇帝的行径又被朱元璋引为镜鉴,最终导致宰相制度在明朝短暂复兴后便在形式上遭到消灭。但是皇权与相权归于一人后,随即面临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那就是皇帝自身精力的有限性。

于是宰相制度形灭神存,出现了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这种“无相制”的翻版,使得皇权与相权之争一直伴随到封建时代的终结才彻底落幕。

陕西仔猪

丰凯过滤器材

42寸等离子电视价格

相关阅读